今日關注：建設中國特色“社區農業”之路

　　農業的發展有很多種，如東北的大面積機械化耕種，南方的家庭小戶自耕自種。社會的發展帶給了農業新的機遇和挑戰，先進儀器的出現也帶給了農業種植方法的變化，土壤墑情監測儀、土壤墑情與旱情管理系統等儀器的使用帶給了農戶耕種土地的全新方式。今天我們來討論的是一種全新的農業模式——我國特色“社區農業”之路。

　　“兩斤核桃能剝一斤核桃仁，一斤核桃仁賣50元錢，而一斤核桃就要30多元錢，還不考慮人工成本，但是沒辦法，價格太高可能賣不出去。”12月的一個下午，在位于北京西北六環鳳凰嶺下的一間小平房里，一個女孩一邊手剝核桃仁一邊對記者說。

　　她是“國仁綠色聯盟”（下稱“綠盟”）僅有的四名員工之一，其他三人也各自忙碌著：將打包貨物分裝、貼標簽；處理淘寶客戶訂單；打電話跟合作社訂貨。

　　地下擺著樣數不多的糧食、干貨，阿里旺旺間或傳來“叮咚”的聲音，看上去簡陋的綠盟已經存在了7年，稱得上是國內以小農及合作社為生產主體的CSA（社區支持農業）最早的踐行者之一。

　　CSA的興起緣于人們對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食品安全和農業污染問題的反思，其核心在于消費者和生產者直接溝通，二者基于信任的前提，共擔風險。其基本形式如農民合作社、CSA農園、農夫市集等。

　　這種在美國、歐洲以及日韓等國非常常態化的農村基層組織形式，在中國已經走過十年，最早始于一小部分理想主義者的鄉村建設試驗，也映射著種種中國式農村問題。

　　有機農業合作社的試驗

　　“騎著電動車，穿過天安門，背后馱著幾袋大米去送貨，當時合作社就干這個事兒。”回憶起2007年綠盟成立之初，小毛驢市民農園研究咨詢部主任鐘芳告訴記者。

　　以綠盟為代表的小農合作社作為生產主體的CSA是國內社區支持農業主要類型的一種，目前國內比較出名的還有河北安金磊、成都郫縣安龍村、北京大興活力有機菜園、山東濟南我家菜園、河南蘭考南馬莊等。

　　如果往前追溯這種模式的CSA，最早要到2003年，中國人民大學鄉村建設中心教授溫鐵軍和他的團隊在河北定縣翟城村成立了一所晏陽初鄉村建設學院。上世紀20年代，中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運動的開創者晏陽初曾在此進行日后蜚聲海外的“定縣實驗”，溫鐵軍把學院設立于此，意在這是一次鄉村建設的再出發。

　　那時，鄉建學院的主要工作是免費做農民培訓，培訓的主要內容就是教給農民如何搞合作社、生態農業的技術，以及鄉村生態建筑等。

　　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經過培訓后，返鄉實踐，或成立合作社，或進行有機種植，但卻發現產品很難賣出去。

　　“國內食品安全曝出大問題是在2008年"三鹿事件"，2006年左右，各方的關注點根本還不在這上面，沒人在意你是不是打農藥，是不是生態種植。”鐘芳說。

　　隨著2007年鄉建學院停止辦學，志愿者們陸續回到北京，就考慮建立一個合作社，幫助返鄉農民銷售產品，綠盟因此而建成。

　　綠盟下屬的合作社，大多數由當年晏陽初鄉建學院培訓過的返鄉青年建立，目前有30多家小農戶，主要生產糧食。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過高的勞動力成本就能實現低成本的有機農業，劣勢在于缺乏資金和社會資本，不利于構建城市直銷渠道。

　　2012年，“綠盟”打包給了小毛驢市民農園（下稱“小毛驢”），小毛驢是2009年北京市海淀區政府和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共建的產學研基地。

　　對于“打包”的原因，鐘芳解釋說，主要是因為河北、山東等地的鄉鎮合作社進入市場成本還是太高，希望通過已有的平臺來支持合作社建設，而小毛驢經過幾年的發展，有了一定品牌優勢，并有穩定的成員支持。另一方面，城郊農業有一定限制，北京的地塊并不多，主糧生產基本沒有，也是希望以綠盟提供的產品作為豐富和補充。

　　“說實話，我們能幫他們實現的銷售額還是比較小，一個星期能賣到2000元左右，一個月不到1萬。”鐘芳告訴記者，目前為止，我們也只能根據需求情況，去跟農民訂貨，但是對于農民來講，還是始終處于一個不穩定的狀態。

　　“無論是綠盟也好，小毛驢也好，只要不是背后有雄厚的大資本，目前都是困難重重，一些自己創業的也是如此。”綠盟發起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告訴本報記者。

　　在溫鐵軍看來，在有機農業領域建立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信用關系，最低成本的方式就是社會參與式認證，也就是讓消費者通過直接勞動，與農場共擔風險。

　　城市中正在擴大的中產階層對于高質量安全食品的需求，以及部分市民回歸鄉土的心理訴求，決定了社會參與式農業存在的可能性。

　　農民覺得“有機”弱爆了

　　近年來公眾對綠色食品關注度的猛增，促成了國內各類CSA農場、農夫市集的產生，相比有機農業合作社，這兩類的發展至少看上去更紅火。

　　位于北京郊外鳳凰嶺腳下的小毛驢是這一模式的代表之一。“小毛驢”的兩塊生產用地，加起來面積接近130畝。包括兩種經營模式：一是租地，就是讓消費者直接參與生產，消費者以半分地為單位，按年繳納租金，種子、肥料等農資均由農場提供，并讓當地農民指導種植技術；另一種是配送，由農場雇用農民集中生產。這也是該類CSA農場最主要的運營模式。

　　在國內，一部分CSA農場是市民個體或者合伙作為生產主體發起的，如重慶何初人，北京的天福園、德潤屋、芳嘉園、圣林，廈門的土笆笆等，在全國諸多CSA農場中占絕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一、二線經濟發達的城市；還有一部分由高校、科研院所、NGO組織、政府等官方機構發起，“小毛驢”就屬于后者。

　　盡管這種模式解決了合作社較難實現的消費者和農民直接面對面問題，甚至消費者即是生產者，但在實際中同樣道阻且擠。

　　肥料用附近奶場的牛糞、蚯蚓糞，以及周邊芝麻油作坊的麻渣，不能添加任何外來的合成飼料，除蟲除草全部人工，總之就是最傳統、最原始的農耕方式。但這種方式卻被參與生產的農民認為“弱爆了”。

　　“北京用化肥已經三十多年，還記得早年最傳統種地的人不多了。”鐘芳告訴本報記者，生態農業一定是勞動密集型農業，除蟲、除草基本上都是人工。大田集中生產一年的人工成本占到總收入的20%~30%。從2009年到現在，農民工資增加了三倍，但是菜價只增加了一倍。

　　讓農民真正愿意改變生產方式，對北京地區來說是一件比較難的事，比中西部更難。“這邊的農民生活條件并不差，大多數農民都等著拆遷，他們來地里勞動，更多是生活的補充，而不是迫不得已的選擇。”鐘芳告訴本報記者。

　　溫鐵軍認為，盡管京郊農民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對于更廣泛地區的農民來說，沒有積極性搞生態農業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得不到任何好處。“歐洲財政40%以上，用于小農場的補貼；對于生態農業國家雖然出臺了有關稅法，但是卻沒有配套任何優惠政策。”溫鐵軍說。

　　本報記者了解到，像小毛驢、北京天福園等大多數CSA農場，最多保持收支持平。“而持平就意味著沒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鐘芳對本報記者說。

　　憑什么建立信任

　　從消費者那一端來說，如何建立信任是最難一環。

　　“目前市場上，不論是像中糧這樣的大型國有資本，還是街頭推車銷售的小販，都在說自己是有機食品，但是信用在哪兒，如何建立？”溫鐵軍說。

　　消費者直接參與生產是一種辦法，參加農夫市集和農民直接見面溝通也是一種辦法，但大多數CSA的組織者也承認，目前如何證明食品安全的信息公開手段，還過于粗放。

　　鐘芳說：“我們不允許施加任何人工肥料，但是并不能稱為有機種植。一是有機種植需要認證，我們沒有去認證；二是世界各國的有機標準都允許一部分投入品，包括生物肥料、生物除蟲劑等，但對于我們來說，對農資的監控能力還不足，你說生物肥料是不是真的，假設農資提供商出現什么問題的話，這種成本我們承擔不起。”

　　北京農夫市集最初由幾個在京的老外和中國的志愿者共同發起，組織者之一齊大福告訴本報記者，如何選擇“入市”的“農夫”，目前還是以當地中小型有機種植農戶為主，軟性要求太高。志愿者們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去了解賣家，不僅是產品，甚至是人品。她希望今后能夠形成一定的標準和體系，把生產者和產品更多的信息披露出來，讓消費者自己選擇。 CSA對消費者也提出了要求，在國外CSA的興起更多是消費者主動找到農民，對于國內的消費者來說，顧客就是上帝的觀念的轉變是最難的。

　　CSA的一個核心就是風險共擔，生產者需消費者提前預付一定費用，承擔生產中的風險；消費者需要生產者對產品的安全性做出承諾。

　　但目前來看讓消費者自愿承擔風險還不太容易，鐘芳說，盡管合同上作出要求：“菜多的時候多送，菜少的時候少送”，但至少目前，為了維護和會員之間的持續關系，對于“小毛驢”及相當一部分農場來說風險還是農場在承擔。

　　此外，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如何形成互助的關系來一起支持農民也是個問題。

　　“一頭豬，四個豬蹄，一個豬頭，肉有里脊，有五花，還有純豬油，20戶人家參與，誰也不愿意要豬油和豬頭。”鐘芳向記者描述，有一次消費者自己組織來團購一頭豬，但是過程實在太艱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