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農業這個領域木身而言，土地和勞動是兩種特殊的生產要素，且他們都不是均質的。農民經營農業往往會受到氣候、自然災害、農業技術、國家政策、農業成木及農產品價格等不確定性因素影響，從而帶來不確定性的農業生產風險。同時，就大多數農戶而言，他們基木上屬于風險厭惡型，他們經營土地的努力程度取決于他們對產量的預期及對產出收益的預期，一旦經營農業風險性太大，他們投資農業的行為往往會直接受到影響。

　　1978一2003年，特別是進入上世紀末期農民的家庭經營純收入增長幅度越來越大，分析其中的原因，國家農業政策的調整，農業稅的減免，在其中起到一定作用，從而增強了農民的預期收益，降低了農業生產經營中的風險。所以，對大多數農民而言，盡量幫助他們降低可以避免的農業風險，是刺激他們更加積極從事農業生產與經營的重要途徑。

　　農民作為普通消費者，他們關心的是在不確定的農業環境下，所能追求到的最高期望效用，而非直接利益。根據尼古拉·貝努利思想，這個最高道德期望效用是直接利益的仙函數”。這也是后來學者開始對期望效用函數進一步ffi研的魅力所在。根據在此基礎上形成的馮·諾伊曼和摩根斯特恩的N一M效用函數理論，我們認為，農民在向農業與非農業力一而進行選擇時，他們關心的更多的是，哪種投入里能夠給自己帶來損失較少的效用。所以，如果農民在農業力一而的投入能夠獲得嚴格正的預期報酬，則他們不會選擇將資產投入到其他領域。

　　農民采取這種選擇的力一式在于，他們對風險的偏好是典型屬于風險規避者。農民往往希望農業投入后結果出現較小變化，能夠在確定性條件下，帶給他們損失較少的效用。于是，JustandPope，運用投入的均值一力一差效用函數，分析了農民所而臨的風險。他們認為，在風險規避條件下，農民往往會受到收益量的影響，具體來說，農民由于收入偏度的增加喊少)，而受到正態負態)影響。

　　目前，農民在農業生產經營中而臨的風險卞要來自:

　　第一，自然災害，這不是由人為因素所能操縱與控制的，這也是農業生產經營中最大的風險所在，但是，到目前為卜我國僅有兩家商業保險公司有農業保險的服務中國人民保險公司和中國財產保險公司)，這遠不能滿足農村和農民的需求。

　　第二，糧食價格的彈性。我國的農村市場是一個典型的不完全競爭市場或買力一壟斷市場，糧食價格變化并非完全由市場決定，如果再摻雜行政干預因素，則價格波動必定帶來預期收益的變動，從而增加不確定性因素色彩。

　　第三，國家投入。目前農村人口占到總人口的690lc，但是國家投入在農村總投入中所占比例卻遠遠偏低。2000年政府在農村地區的總投入僅是政府總的支出費用的200lc。一般而言，隨著國家投入增多，農業風險指數會隨之降低，所以，國家投入的多少成為直接影響農業經營風險的因素之一。

　　第四，農業技術。農業技術水平提高能夠帶動農業生產力的提高，帶動農業生產風險的降低。例如，基因工程的實施提高了糧食的平均產量，降低了農業生產風險，因為基因的改善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對病蟲害與自然災害的抵御能力。而要提高農業技術，務必要增加農業的研發費用。目前，我國用于農業研發的費用僅僅是(}Dl'的0.30lc，比大多數發達國家的2%水平低的多，它甚至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自.5%一0.8%)。

　　第五，農業信息。對于很多農民來說，農業信息的缺失是他們所承擔的農業風險的卞要部分。一些農村鄉村機構對必要農業信息的封閉，及為了政績錯誤的決策與引導，導致農民承擔了可以避免的農業風險;一些偏遠閉塞的地區，由于傳播媒體難以介入，信息的獲知難度也加大了農民的風險。

　　第六，集體產權不清帶來的風險。由于農村集體管理者們擁有對集體管理的權利，這種權利在缺乏約束、監督的情況下，在農民缺乏對自己必有權利予以抗爭的情況下，要對其權利進行界定，必定要消耗人量資源，而且要對其進行完全界定的成本更是高的驚人，

　　所以，在缺乏必要監管體制下，權利一旦泛濫，他們的既得利益權利欲望就會膨脹，從而導致集體管理者階層即便在取消稅費條件下，為了維護自己日常支出，仍會以各種名口向農民分攤成本，從而增加了農民本可以避免的農業風險。當然，除此之外，國際市場的波動、政府的政策導向等都會對農業生產經營風險產生一定影響。本文主要從農業投入和農業技術的角度出發來研究降低農業生產經營風險的途徑與方法。